正视“过度早熟”

    当人生正值童年和少年时，应该展示生命的灿烂、跃动、纯真与生机勃勃，然而，我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过多的沉重、愁苦或老于世故。他们过早地学会了：三墨而后行”，学会了“环顾左右而言他”，学会了察言观色、见风使舵；即使是幼儿园的孩子，无论在日常生活中，还是在银幕、荧屏和舞台上，也很难让人感到出自本色的活泼与纯真，一言一行，一颦一笑，都不过是大人的做作和矫情在孩子身上的缩影，让人感受不到他们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冲撞力，感受不到童言无忌的单纯与可爱。这都是“超强社会化”使然。

    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，对于合理的社会规范、习俗和纪律的认同和遵从无疑是十分必要的，学校因而成为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。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，超过了这个度，事情就完全可能走向反面。

    我们的教育过早、过多地给予孩子们社会的规范、纪律的约束和强求一律的认同。“你为什么总和别人不一样”?稍有棱角的孩子，大概都受到过这种责难。一味地从成人的需要出发，“不该问”的不能问，“不该知道”的不能知道，“不该做”的不能做。当孩子们面对一个问题时，他最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，而是按照成人世界的标准来回答。一个从小就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判别，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的人，我们的确是很难指望他去开拓、去创新的。

    “超强社会化”用弗洛伊德的“人格三元结构理论”来解释，即过于强大的“超我”对于“本我”的过度压抑，使得“自我”变得怯懦与委琐。

   概括地说，“超强社会化”的消极后果有二：一是消解独特性，压抑创造性，进而泯灭个性，使人变得平庸、卑琐、谨小慎微和盲目从众，缺乏冒险、开拓、创新的意识和能力，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；二是造成人格的分裂：“超强社会化”使人具有过强的“社会适应力”，这种“适应力”是以掩饰真实的自我为条件和代价的，其结果是造成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”，言不由衷、表里不一。

   历史与现实早就向我们昭示：那些从小就是“乖孩子”的学生长大成人后大多业绩平平、庸碌一生，甚至只会惟命是从、仰人鼻息，成为“隐入群众之中寻求庇护的人”，他们只能成为专制社会的基础，而不能成为民主社会的建设者。